被索马里海盗囚禁的4年半

10月25日，被索马里海盗劫持4年半之久的“NAHAM 3号”上的12名中国船员获得解救，回到中国。来自台湾的轮机长沈瑞章向我们讲述了船员们遭囚禁的经历。

10月26日，“NAHAM 3号”渔船轮机长沈瑞章（中）在妻子杨秀慧（左）陪同下抵达台湾

口述：沈瑞章   记者：吴丽玮

王昭死的时候是2013年的元宵节。那时候我们已经被囚禁了11个月，身上当然没有手表了，连内衣内裤都被海盗抢光了，但我在船上跑了几十年，很会看月亮，看北斗星，就知道农历的日子，非常准确。

王昭是船上第三个死的人。死前三天只有脚水肿，死前一天下午3点多钟突然倒下去不省人事，等扶起来人就不会说话了。我让船上唯一一个既会说汉语又会说英语的菲律宾船员和海盗去讲，这个人没有药就会死的，但海盗没有拿药来。第二天早上9点多，王昭就死了。之前一个印尼船员也是这么死的。

王昭是河南人，船上还有一个船员叫王梦召，两个人名字差不多，家也离得很近。王梦召给家里打电话时，把王昭的死讯告诉家里人，后来听他家人说，一直不敢告诉王昭的父母，他们家挺可怜的，父亲有残疾，只有这一个男孩，最后他妈妈知道这个消息，人都疯了。

王昭死了以后，我们就把他抬到船上的冷冻舱里。那时候还很天真地以为海盗很快会放了我们，索马里那边天气很热，放在冷冻舱能保存得久一点。船上第一个死的是船长钟徽德。2012年3月26日凌晨2点多，索马里海盗劫持了我们的船，船长为了阻止海盗上船，拿凳子去砸海盗，结果被打死了。天亮之后海盗让4个船员把船长抬进冷冻室去。

船长很英勇，但死得太不值得了。听船上的二副冷文兵说，海盗是开着两艘快艇追上来的，每艘艇上6个人，，开枪的声音很大。我们没有武器，船长想得很天真，结果被海盗一枪打在了脖子上，他捂着伤口往机舱里面跑，躲了起来。我们当时都在睡觉，被海盗拿枪指着推到甲板上，全都绑了起来，天亮之后，海盗才在机舱最后面找到了船长的尸体。

我们被海盗劫持，说起来真的是太倒霉了。被劫持前两天，船老板洪高雄还给船长打过电话，说这个海域最近有海盗出没，让我们准备离开，去安全一点的地方。可是第二天，船老板的大儿子又打卫星电话说，这边鱼很多，不用换地方，于是我们就没走。被劫持的位置我之前恰好看过海事地图，在北纬6度20分、东经54度40分左右，而索马里在东经42度20分，二者相差300海里，肯定是公海了，没想到海盗依然这么猖狂。

NAHAM 3 号

说起我自己来，更是倒霉。我在船上是当轮机长的，和船老板本来签的合同是去“建昶33号”上工作，那艘船在毛里求斯，但老板临时决定让我先到“NAHAM 3号”来代理几个月。“NAHAM 3号”的船长钟徽德和轮机长李波海在船上发生过冲突，船长管开船和捕鱼，轮机长管引擎和鱼的冷冻储存，两者都是最重要的角色，老板怕他们在海上出事情，就让我赶快到这艘船上顶替李波海，毕竟人在海上时间太久，容易发脾气，给他放假，让他回家一趟。李波海啊比我还倒霉，他当时出来已经5年多了，我到了船上2个月零18天，他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走，结果遇上了海盗，这一下变成了离家10年。

船上离家很久的大陆船员非常多，有的已经跑了六七年都没有回家，当时年纪还都非常小，最小的一个才十七八岁。我的月薪是7万台币，差不多2300美元，这不算高，如果是货轮的轮机长，一个月赚25万台币，不过货轮对轮机长要求也很高，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学生才行。但我听一个河南的船员说，他的月薪只有450美元。他们都是和当地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，大家的收入差距还是蛮大的。

我很小就出来跑船了，老家在基隆，村子里都是出去讨海的人。以前我跟的是印尼那边的捕鱼船，一年就回来了，这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。我当时已经58岁了，但家里两个女儿都要读大学，老婆既要照顾家，又要摆摊做生意，很辛苦，基隆的渔业已经没落了，我想多赚一点钱，就到高雄跟这个老板签了3年合同，一年进一次港，其余时间都在海上漂着。我对出海是蛮着迷的，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老婆孩子都不让我走了，但前几天记者让我回老家村子的海边接受采访，我一看到大海还是很兴奋，很想再上船去。别人会觉得在海上时间长很无聊，但我很开心。我买了卡拉OK、摄像机、手提电话和手机，每次出海行李都要装4箱，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电影，和船员照相，拍拍海豚、鲸，或者唱唱卡拉OK，都是一些老歌，闽南语的《车站》《爱拼才会赢》，还有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《甜蜜蜜》什么的。

船老板是高雄人，但是船在阿曼注册，听说了这种情况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从毛里求斯的港口坐日本的运输船到这艘船上，按说台湾船的船体上要写汉字的，但这艘船只写了英文，我感觉很不妙，后来在机舱操作台上看航海日记，里面写着船的制造日期，一算，这艘船已经服役31年了。铁壳船的使用年限是30年，原来这是一艘国外的废船，被黑心老板买过来，在台湾没法注册，所以才在阿曼注册。

因为不是台湾船，台湾方面对我们的救援难度就更大了。被抓后的第14天，海盗让李波海给老板洪高雄打电话。当时我们被囚禁在船上，老板表现得很积极，甚至保证过，就算不要船，也会把人赎回去。但当时鱼货还在，船还在，老板有利可图，说得很好听的样子。老板问有没有伤亡，知道船长被打死了，可是他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向家属通报，船上只有我和船长是台湾人，家属他都可以直接联络到，但他一直跟我们的家属隐瞒真实情况。直到第49天，海盗让我们给家里打电话，我老婆才知道我被抓。那时候是台湾的凌晨两三点，我跟她说，让她天一亮就去基隆“立法委”，再找电视台、报纸去发布新闻。大陆的船员也都打电话回去，家里人只能找最基层的政府，其余时间就是等上面的消息。我们的船上还有菲律宾、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尼的船员，他们打电话回去都没什么反馈，海盗主要就是想跟大陆和台湾当局谈。但是台湾当局说，这条船不是台湾船，所以他们只能救我一个人。

2012年10月底，海盗跟我说，我的赎款已经谈好了，准备放我回去。其他人听说这个消息，有的人替我高兴，有的人很恐惧。我心里很复杂，船长已经死了，台湾人只剩下我一个，其余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还没有娶老婆，我一走，老板会不会不再帮忙？以前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都能当他们的爷爷了，我想我做他们的父亲是做得起的，想了几天，就跟海盗说，我不走了。海盗也认为我很有勇气，因此对我好了一点，分水和米饭的时候，都让打饭的人给我多打一点。

人质被释放

最开始我们被囚禁在船上，日子还比较舒服。

船上有淡化海水的机器，可以用那个水煮饭，船上还有茶油、冻菜，粮食够吃一年。索马里那边鱼真是太多了，鱼钩扔下去随便钓。以前我们的船主要捕金枪鱼，在日本销路很好，每两个月都有一艘日本的运输船过来拿鱼货，其他的杂鱼有台湾的运输船过来取，也是两个月来一次。海盗允许我们在监视范围内随便钓鱼，钓上来之后他们也会吃，他们上船时自己带了面条和白米饭，平时也有小船送补给品。我们在船上还能用海水洗澡，但海盗们基本不洗澡的，很懒。虽然我们被限制在甲板上坐着，晚上就在那个很小的地方挤着睡觉，但还是比较自由的，再加上当时以为很快会回去，心理上也没有负担。

海盗每天和我们同吃同住在船上，反正他们回去了也可能没有饭吃。一共有40多个，24小时拿着枪监视着我们20多个人，船员都是年轻人啊，海盗也怕我们反抗，白天视线好的时候他们会轻松一点，晚上我们睡觉，他们一直醒着，直到天快亮了才敢睡一会儿。四川船员冷文兵很勇敢，有一次想逃跑，半夜跳进海里游走了，但第二天半夜又被抓了回来。他说自己游了很久，但是又渴又饿，上岸后找到一户牧羊人家，那户主人很客气，拿水和羊肉给他吃，他吃的时候，那人出门打电话给海盗，说冷文兵在这里。其实他们都是一伙人，有船的时候就是海盗，没船的时候就是渔民和牧民。

平时海盗对我们的态度，都取决于谈判是否顺利。最开始，老板洪高雄派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律师来跟海盗谈判，李波海有时会直接给这个人打电话。但这个人很不可靠，谈判始终没有进展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不是马来西亚人，而是福州人，不知怎么搞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身份，其实连家属的钱都要骗，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老婆，说他人在厦门，需要5000元人民币，我老婆赶紧汇了钱过去，这笔钱到现在都没有还给我们。老板和海盗的谈判时常破裂，海盗也很着急，一旦谈判不顺，就拿枪逼着我们给家里打电话，让家属回去筹钱。

10月23日，被索马里海盗释放的26名人质抵达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机场。

我们从船上转移下来之后，老板的态度大变，因此海盗对我们态度很差。被俘虏之后，我们的船是抛锚漂浮在海面上的，1年零3个月之后，锚和铁链都坏掉了，船底也坏了，船被海浪拍打到沙滩上，搁浅了。老板看到船已经报废，就翻脸了。李波海打电话给那个马来西亚律师，对方说他已经不负责了，之后一段时间，老板都没有再联络海盗，海盗于是就不给我们吃的。那时候我们转移到陆地上，一天只有两顿饭，早上是四五片春卷皮，晚上是白米饭和白糖水，一整天的水只有500毫升，而索马里在沙漠地带，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气温超过40℃，我们只有几块篷布，盖在头顶上和垫在地上用。人都已经迷迷糊糊的受不了了，只能慢慢忍耐，最热的时候基本就在睡觉中度过。

转移到陆地上也不能洗澡了，平均20多天换一次衣服，换下来的衣服没法洗，只能拿去在太阳底下晒。我们在陆地上的3年零3个月，搬了差不多四五十个地方。如果天上有侦察机徘徊，或者遇上游牧民族来放牧，海盗怕我们被发现就要给我们转移地方。索马里野兽很多，应该有很多狮子、老虎，我们没碰到过，因为我们人多，猛兽不敢接近，但我们看到过鹿和羊的整副骨架丢在那里，一看就知道是被野兽吃掉的。

到陆地后换了一批海盗。以前在船上那批人比较好，只要船员不打架，不惹他们，他们就不管你。在陆地上的海盗很坏。白天太热大家都在睡觉，晚上会睡不着，你想聊天，他们就会骂你，平时说话太大声也不行。晚上起来上厕所，海盗听到了动静，就拿手电筒一直照着你。如果你惹了海盗，他们会把你的双手双脚绑在身后，拿绳子拉紧，有时候船员痛得直叫。

比较容易惹怒海盗的事是船员捕猎。为了充饥，四川的船员最早开始打鸟，后来索马里闹禽流感，海盗害怕，不让我们打了。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做陷阱比较厉害。外面铺着树叶，里面放一根皮筋，再拿绳子做一个套，有时晚上能抓到狐狸，有时也拿橡皮筋做成弹弓打老鼠吃，在帐篷里看到蜈蚣、蝎子就捉来拿火烤。这些东西我以前从来没吃过。狐狸肉闻起来是香香的，但第一次只敢咬一咬，不敢往下吞，感觉口感还是很细腻的，第二次就试着咽下去，觉得口味蛮好，后面一点一点吃得就多了。有些海盗稍微友善一点，这些人当班时我们就去打猎，有些人很凶，看你烤着动物肉吃，会找你的麻烦。海盗跟我们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也学会说普通话了，会跟我们说，“吃饭，拿水”，你骂他，他也听得懂。骂人的话学起来比较快，海盗会骂“他妈的”之类的。

我们不是没想过逃跑。每天没事做，大家就会天南地北地聊天，说以前在家乡做过些什么，也说逃跑的办法。索马里的地形在南北方向上很长，南北跨14度，东西只有2～3度。我们从船上转到陆地上以后，每次搬家要不就是走着，要不就是坐车，但只有一个多小时，所以我们始终是在上船位置的附近转来转去，那里是北纬5度多一点。从这个纬度出发，最好的办法是往西逃到肯尼亚去，那边比较发达，绝对不能从海上跑，那都是海盗的地盘。但我们有个问题始终没法解决，那就是水。海盗的头脑还是很好的，我们能想到的，他们都已经想到了。不给我们水喝，米饭也不够吃，只要让我们饿不死就行，吃饱了怕我们有力气反抗。

随着谈判越来越顺利，海盗对我们的态度也好起来了。海盗看找船老板没什么起色，就让我打电话给台湾有关部门。我的旅行证件在身上，有一次翻证件，发现最后一页写着，如果持有人在海外发生危险，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号码，我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打过去，有关部门果然接电话了。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能联系到当局，其他人的证件，无论是大陆的，还是那几个东南亚国家的，上面都没有类似的电话。在陆地上一年多之后，听家属说大陆那边正在积极救援，海盗对我们的态度明显好转，一开始是把每天的饮用水增加到1000毫升，后来又变成2000毫升。给的饭量也增加了，早晨的春卷皮吃不完，可以放到下午再吃，晚餐还能留一些，晚上醒来饿了再吃点。

幸好4年多我一直没有生太大的病，只是到了最后还剩40多天的时候，可能是感染了霍乱，一直拉肚子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我以前的体重是88公斤，回来的时候变成了57公斤。海盗害怕了，怕我死掉影响谈判，给我喝奶粉，还从村子里拿生理盐水给我，让我打点滴。台湾的轮机长和船长在培训时都要学这些基本医疗知识，之前有个船员脑中风，我也给他打过点滴，但是大陆的船员都没有培训过，听他们说只要体检符合条件就直接可以上船了。

我们能回来，要感谢的人很多，大陆政府，还有台湾当局和台湾的善心人士。但对于不负责任的船老板，我们还要继续追讨他，不过当务之急是先要回我们4年多的薪水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